二十八宿自在歸天 |
──不以悲愴送商禽、世旭 在雲端道別 在雲端道別 在雲端道別 道別,在雲端 道別!在雲端
猶記非烈(按:劉非烈1923~1958)臨去前瀟灑地說:「我專寫小說啦!詩,歸你!」他的離世,令我與楚卿、沉冬傷懷不已,因為非烈有老母在香港靠他奉養,那時我們年輕,直覺生命消亡是殘酷無比的。楊喚之遽逝,我寫〈寄埋葬了的獵人〉,悲憫他對詩與生命的執著,再寫〈招魂〉此十年之祭已是自傷。 子豪(按:覃子豪1912~1963)歸位,被尊為頭把蛟椅,說是年長,其實他只五十出頭。〈一○四病室〉是他病危時友伴榻旁冰點的記憶,不算是悼亡,我在詩後提了一個還鄉的方式,因子豪是四川人,我建議說:「拉縴回去!」 後來寫〈縴手〉一詩,卻是與另一位四川人坐在基隆公園山坡上飲酒,望著出海船隻所得來的詩想。他的故鄉瀕著長江岸邊,山峰間掛著雲霞與懸棺,腦中自幼就染著超現實美的圖畫,聽道中自幼就旋律著山歌的散腔。他與我年齡相近,性情相投,是暢懷的飲者,那人就是出道未久的詩人羅馬(按:商禽另一筆名)了。 當時,紀弦創刊《詩誌》,再出版《現代詩》領頭組織現代派;參加現代派年輕的軍中詩人群,譬如現已辭世的曹陽、沙牧、大荒、百川以及羅馬等都是冒了違反軍紀的風險(戒嚴時期,現役軍人不准參加社會團體),再加之現代詩派主張國際觀的「橫的移植」,排斥保守意識「縱的繼承」;因為國策反對的「馬、恩、列、史」都早已被歸類為「橫的移植」,所以現代詩派也招致黨方報章的批判。不久海軍政工系統辦了新詩雜誌,立論創造所謂的「新民族詩型」,明顯是在信仰上針對「橫的移植」,使情勢嚴重起來,幸虧創辦人心中愛詩,並沒有羅織罪名的意圖,然而怕是別有用心的人可能利用這個辯證,作為口號,擴大矛盾,這就會嚴重影響許多身在軍旅而入了派的詩人。我和商禽都有些憂慮,想不出更好的辦法,只有釜底抽薪,先從扭轉「新民族詩型」這個意識形態上著手,於是湊了「盤纏」請商禽南下海軍基地,藉著梁宗岱等所譯歐洲《現代詩論》的各種論點,特別提出「超現實主義」的手法,用以突破所謂民族詩型技巧的瓶頸。這個三十年代初傳進中國的繪畫與詩的美學觀,脫胎自「自然主義」(寫實派),與「意象派」相呼應,而遠離浪漫,捨去象徵,所以哲學性和政治意味就似有還無;這樣的手法,卻可在中國古典詩中看到,那麼詩人在台灣的環境中便是安全的了。商禽就這樣為台灣五十年代現代詩運動,借力使力,做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大貢獻,當然也改變了他自己寫詩的後半生。 有一次他對羅英說,愁予已經愁成大樹蔭,我們寫詩必須生長成歪脖子樹,承接另一片天光。他用繚繞山谷的散腔譜出獨特的詩節奏,因為是詩不是散文,所以乾脆就落實「超現實」手法,讓詩中「人」的演員、「物」的演員,一起用情節作台詞把戲劇的張力演出來。 1969秋,愛荷華大地已是極目金黃,我邀商禽開車去芝加哥接我的家人,寅夜才返回愛荷華城,至今感謝他的陪伴。次年大學安排我們同住在一棟花木叢隆殖民地式的大宅子裡。經常在一起飲食,如同家人。那時總想著也會再一同到芝加哥去接羅英來。當時不懂,我持的是學生簽證,可以等學位完成,也可以教書工作,而他拿的是交換學者的簽證,兩年為限有義務必須返回原居地。我們雖然共同訪遊了紐約、波士頓,但駕車遍遊美洲露營的夢卻未能實現。 商禽是第二十七星宿,世旭是第二十八歸位,在雲端轉身何其自在! 【2010/07/28 聯合報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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