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心靈深處的精靈

    　我知道，現在已不是九○年代，小劇場的榮景已經不再，「阿才的店」年底也可能因為大樓改建而關門。如今，人們不再有機會抱著審美的眼光來看待一個人生命，小小的不守規矩很容易被過度放大。許多當年的脫序演出，現在只能保留在記憶裡。因為已沒有作亂的空間，找不到親密的觀眾了。

    　九○年代，那是個騎摩托車還不用戴安全帽的時代，有點危險，但不足以立即致命。要追憶起那個年代，我還是得從小劇場開始說起。1990年，我們一群學生，組了一個劇團叫「受精卵」。回想起來，光是團名，就暗示了九○年代在慾望與性別中橫衝直撞的冒險傾向。

    　團員雖說以台大為主，但是成員五湖四海，有物理所、社會系、土木系、歷史系、大氣系、哲學系等，而且還有不少其他學校的學生，例如還在就讀成功高中的林哲元與趙學孟，世新的細胞皮，以及準備當小學老師的范曉玲與蔣茉春。我還記得第一次招收團員時，是在台大傅鐘前面進行團訓。當天被邀來特訓演員的，是現在剛接任台北市副市長的李永萍。經過八○年代的解嚴暖身，九○年代呈現了一種拼命催油，躍躍欲試的幹勁。那年暑假，我們與以反制官方媒體著稱的綠色小組合作，到花蓮下鄉，為反和平水泥廠興建而進行演出巡迴與策劃遊行活動。其實受精卵劇團的做法，在當年非常典型。因為那是個不安分守己的年代，每個人都試圖跨越到別的車道，不同世代與群體之間，很容易彼此有所交會。

    　秘密基地：阿才的店

    　還記得有一次劇團在「阿才的店」開會，那是台灣懷舊餐廳的鼻祖之一。沒想到當天晚上，許信良坐在另外一桌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帶點革命熱情的學生當場唱起歌來，浪漫性格的許信良見狀，立刻請櫃台送了一手台灣啤酒請我們。直到今天，已在美國當建築師的團長郭宗倫憶起當年，總是會興奮地提及此事。那個時候在「阿才的店」裡，坐在鄰桌的不相識客人，很容易會彼此喝了起來，甚至有混桌的情形。在九○年代的混亂氣氛下，政治人物、革命份子、作家、藝術家、記者、大學生、學者、無業遊民、投機份子，通通交雜在一起。真實的情形是，往往白天台北街頭上演著激烈的抗議遊行，到了晚上，這些人又在「阿才的店」不期而遇。

    　九○年代是世代交會的最後一個年代。網路還沒有盛行，所有的資訊都得經由身體去碰撞，去親身體驗。你必須到公共空間去取得消息，與人交往，而不是躲在房間裡。只是九○年代的公共空間，如同在當時大鳴大放的小劇場運動一樣，帶有某種程度的表演性在裡頭。小劇場的特色，除了它的挑釁態度與實驗傾向外，就是它具有特殊的親密性，演出者與觀眾之間經常是彼此熟識。在九○年代，這種面對面的前衛表演，我們不只能在小劇場裡看到，連在街頭或「阿才的店」這些公共空間裡，亦經常有即興演出。

    　首先印入腦海的，是當年還是記者，現在於台中石岡進行社區重建工作的盧思岳。當年他酒過三巡，經常就跳上桌子，或是發表言論，或是載歌載舞。台下不論熟識或不熟識，看到如此激情的演出，則是報以讚許的眼光。阿才的店經常上演這種帶有偶發藝術（Happening）風格的日常生活小劇場。像是有南侯北林之稱的攝影家侯聰慧與畫家林鉅，往往一搭一唱，進行即興演出。我看過侯聰慧把廚房裡的豆腐拿出來，從樓梯間一塊塊往下丟；林鉅每次都揚言要從二樓往下跳，當時還是負責人的才哥，則像是紅磨坊的老闆，將對脫序行為的包容，視為對顧客的服務。

    　後來到了歐洲，我才慢慢明白，九○年代我在「阿才的店」經歷的一切，其實跟二十世紀初，巴黎超現實主義者在河左岸的社交生活非常相近。超現實主義的鼻祖雅里（Alfred Jarry）喜歡隨身攜帶手槍，不高興就往天花板開槍，後來他的行徑，成了後繼者模仿的對象。雅里過世後，他的表演道具成了畢卡索的珍藏。

    　今晚「攤」不見不散

    　相較於八○年代中的解嚴氣氛，九○年代的民間批判羽翼已豐，但國民黨依舊掌握著國家機器。那是反共大業仍被嚴肅對待，獨立建國依舊是夢想的年代。不久前幾個禮拜，我在「阿才的店」碰到當年的好朋友，包括友誼一直不變的王子，以及許久未現身，近來飽受媒體困擾的王作良。我問王子何謂九○年代，他想一想，說：「那是個混亂的年代，那時候大家都有理想，但是理想還很遠，所以我們可以趁機胡作非為。」王作良回憶起他要去當兵的前一天，我們兩人喝得醉醺醺，最後一同去睡旅館，看棒球。

    　在九○年代，不戴安全帽也沒人管你。如今，王作良不過是中年失業，就成了媒體冷嘲熱諷的對象。可是在九○年代，當人們在公共空間進行日常生活小劇場演出時，都有面對面的親密觀眾在給予評價，不論這些演出如何不合常規，總能在表演的那一刻得到尊重。

    　除了「阿才的店」之外，當年台北市還有另外一家店十分出名，叫「攤」。這兩個地方的客人互有交集，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去「攤」喝酒。有一次喝到一半，忽然來了三位美艷的女子，在不安守己的時代精神下，她們很自然地被邀請到我們這一桌同坐。大家聊得很盡興，我的一位大學同學，後來從事音樂創作的沈懷一，則是看得口水直流。沒想到在筵席結束的時候，三位美女才告訴我們，他們是扮裝皇后，並要我們看他們的喉結。在瞪大眼睛發現喉結那一瞬間，我們幾個男的下巴真的都快要掉下來了。但是沒幾秒，沈懷一又調整好心態，不顧一切往前衝，跟其中一位皇后要電話。過了兩天，我碰到沈懷一時，他用很嚴肅的表情告訴我說：「耿一偉，我覺得我是同性戀。」我的下巴又往下掉了一次。我不知道他後來是否有與扮裝皇后交往，但是十幾年下來，我可以確定他應該是虛晃一招，他是個紮紮實實的異性戀者。可是那種試圖衝破界限的嘗試，在帶有實驗精神的九○年代，並不會叫人太意外。

    　不用戴安全帽的年代

    　我們同樣可以在九○年代的出版中，觀察到這種不愛戴安全帽的傾向。我覺得可以用三個名字來代表九○年代的閱讀特色──邱妙津、傅科與奧修。「鱷魚手記」的書寫雖然帶著濃烈的真實情感與苦悶，但是同志已能化為鱷魚在文字中演出；傅科的「瘋癲與文明」等艱澀著作，改變人們對真理的看法，讓九○年代充滿知識感，相信只要掌握批判的力量，就可以拯救社會；奧修對宗教經典再詮釋，告訴我們善待慾望就可以觀照實相。這些作品都不守常規，不正襟危坐，顛覆既有秩序；擾人，但不惹人討厭。

    　所以那是個不純粹的年代。陳映真的「人間雜誌」，對我來說就非常八○年代，充滿社會關懷與道德感。九○年代多了一份輕佻，一點慾望，與一些嬉鬧。九○年代的過渡性，在我心中，成了最美好的一個時代。因為什麼都混在一起，就像是街頭抗議的不分彼此，革命與狂歡的相互傾斜，性別與慾望的錯亂，表演與真實的混合。九○年代就像「阿才的店」，不論相不相識，都混在一桌，舉杯同慶。

    　酒攤結束前，我問王作良：「我可以寫你嗎？」他頓了一回，望著我說：「你寫什麼我都支持你！」當然，下筆的這一刻，我知道，現在已不是九○年代，小劇場的榮景已經不再，「阿才的店」年底也可能因為大樓改建而關門。如今，人們不再有機會抱著審美的眼光來看待一個人生命，小小的不守規矩很容易被過度放大。許多當年的脫序演出，現在只能保留在記憶裡。因為已沒有作亂的空間，找不到親密的觀眾了。

    　但是我懷念那個不用戴安全帽的年代，如此自由，沒有輕重。騎著摩托車，頭頂的感覺告訴我，那個時候有風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