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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我們面對災難時

台北醫學大學今春成立人文社會學院,邀請歷史學家許倬雲擔任講座教授。本文為許倬雲院士今年4月22日為台北醫學大學「人文暨社會科學院」成立揭牌典禮時的演講辭,期勉「將來,人文社會學科能有機會融合於北醫大的傳統,將人文社會的知識,帶入醫學專業訓練,使得將來的醫學人員,具備充分的人文和社會知識的修養」。(編者)

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。
(圖/本報資料照片)
日本震災與利比亞內部衝突

我這個題目〈當我們面對災難時〉,當然是有感於今日的大事,日本震災和利比亞內部衝突的消息。我想藉此提出我個人的感想,日本震災等於一個人受了外傷,可是外傷激發了併發症,而那併發症是本來長期隱藏在體質之內,遭遇了外傷才顯露其深刻的影響。這個例子,假如放在個人身上,我們會立刻發現,傷者原來的體質,和承受的外傷之間,有相當密切的關係。日本假如不是長期的過度發展,尤其過度地開展它的經濟,日本並不需要這麼多的核能廠,來支撐一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,而這一經濟體對於日本的一般老百姓,其實是一個負擔,並沒有對他們的生活有相應的改善。如果日本是一個病患者,醫生碰到這位病人,包紮和治療他的傷口並不麻煩,可是處理他的併發症,卻是極為棘手的事。

利比亞的例子:格達費是一個專制者,他的專制政體是藉著民族主義的口號,在利比亞專政將近五十年,他和他的家族,以及他的集團成員,五十年統治壟斷了權力,也積累了財富。今天,利比亞的人民站起來反抗,然而這個專制集團鎮壓人民的能力,足夠於將一批漫無組織的反抗者,大量地屠殺。國際力量,現在使用空襲的方式,企圖壓制格達費的暴行。如果拿利比亞當一個病患者,格達費的專制,很像病患者體內的癌症,一部分細胞已經吸去了體內的營養,外力的干涉,正如對癌症的治療,可能用化療或放射,清除癌細胞;可是,癌症寄體的病患者,卻成為一片瓦礫,處處災難。癌細胞清除了,病人也死了。醫生碰到這樣的病人,究竟治療還是不治療?究竟用什麼方式治療?都值得醫者和病患本人,仔細地考慮。

我舉這兩個集體的傷害作為例子,只是表明,人類社會和人類個體成員,其實有許多類似之處。一般的醫學教育和醫療訓練,都是一對一的醫者與傷患的關係,很少將這種個別的關係,推演成為集體的現象。當然,近代醫學的研究,有借重統計學發展的大型計畫。邱文達先生(按:北醫大前任校長,現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)數十年來追蹤機車騎士使用帽盔或不使用之間,有多大的差別?許多公共衛生的研究計畫,也都借用統計學將個案推廣成為一個集體現象。我們不能說,醫療科學不注意共通的大現象。

社會結構,一天比一天個人化

目前想要提出的觀點是,除了這種專題的統計考察以外,類比的思考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對病患個人,或者這一種病患,具有什麼樣的意義?例如,今天是老化的社會,也是少子化的社會。這是一個有機體內新陳代謝失調的問題:人口的結構正在急遽地改變,不久的將來,原來的金字塔,會倒立成為上大、下小的形態。從個人的角度,長壽是好事;但是,從社會整體言,這一變化卻意味著活力不足。也就是說,不多的少年,卻要負擔很多老人的生活。另一方面,許多老年人,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下幾乎無家可歸,他們不能在青年的辛苦生活中,再加上一個撫養老親的責任,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,也包括心靈上的撫慰。今天社會上,已有許多安養老人的機構,有些在物質條件上優越、舒服,無可批評;但是,老人們本身在安養院中的寂寞和沮喪,卻是嚴重的問題。這是社會現象,不是個人現象。在這種意義下,我們有沒有權力,決定怎麼樣調整人口的結構?誰有權力讓老年的壽命延長或縮短?誰有權力讓青年夫婦生育多少孩子?又有誰替他們解決生育的負擔?這些問題,都不是醫學本身可以解決的,甚至也不是人文社會學科可以解決的。如果醫學和人文學科結合,也許我們可以找到比較可行的方案。

今天社會結構,一天比一天個人化,過去家庭、族群和信仰團體能提供的種種支撐和撫慰,今天都已經不存在;不僅老人,可說任何人都是孤立的,都是群眾中的寂寞者。這是社會問題,而引發的不僅是犯罪率提升,也引發心理上的疾病,後者往往成為公共衛生的問題,例如個人的心理不正常。一般的醫學單位,會拿這種問題當作生理問題處理,使用化學藥品或其他的方式作為矯正。在矯正過程中,醫者往往會假定有一種所謂「正常形態」存在,假如從社會學科的立場來看,或者從比較文化的立場來看,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真正所謂「正常形態」的行為?仍是我們必須要推敲的課題。從這一個層面看,如果醫學界和人文社會學界有一定的合作,也許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更接近事實的處理方法。

專家還是必須活在人群之中

今天的學術界,普遍呈現的現象是專業化;專業化的後果,則是知識面的狹窄和知識層次淺薄。一個專業的專家,在專業的範圍內,是極有能力的人,但一跨出專業界,這位專家就可能並不比一般大學生的程度高明。專家還是必須活在人群之中,專家也必須是社會的一部分,專家不能離群獨居。人文社會學科討論的是人的問題和社會問題,對任何專門學科的專家來說,這些人文學科的課題,正是與人生、生活和社會有密切關係的探討。一個專業工作人員,如果能夠從文學、音樂、藝術理解到人的情感和人的價值觀念,也從社會科學理解到,社會的結構、政治的局限性和經濟對人的干擾。這一位專業工作人員,會對自己周遭發生的情形,有更清楚的理性判斷能力。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,是一個全科技的著名學府,但該校的哲學系、文學系和文化研究學科,都具有強大的教學隊伍,也有卓越的研究成果。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,確實有機會從該校的人文社會學門,獲得許多專業以外的知識,使得他們在專業工作之外,能接觸到人性的理和情。他們因此有機會可以超越專業的限制範圍,使自己發展成為更完整的人。當然,有多少麻省理工大學的學生善於利用這些機會?這也是因人而異。只是有了這些學科的存在,一個好的學生,就有利用的機會,不至於到離校以後,還是找不到了解「人」的鑰匙。

我是在人文和社會學科長大的人,同時從生下來就是一個病患者,我對醫藥有充分的尊敬,也承蒙許多醫藥對我的幫助,使我居然活到八十歲。以上的建言,正是因為我對醫藥有充分的信任和尊敬,才拿自己在人文社會學科得到的訓練,向北醫大的同仁們提出一些淺薄的建議;我盼望,醫界的教學,從北醫大開始,開展一些新的領域。人文社會科學與醫療科學的合作,將不僅是對醫療學科的未來有一新的方向,而且,也使其他專門學科,例如電子、工商管理等等,都可以有同樣的考慮,將專業化的學科,融入人文社會的關懷之中。

【2011/05/11 聯合報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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