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心靈深處的精靈

擁抱我們的文訊 從兩個《文訊》說起
在這個語言混亂的年代，《文訊》的編者等於為我們扮演了語言保衛的角色，但並不給人極端與嚴苛的印象，乃是在寬大自由而嚴肅的前提之下，自然而然的發揮了導向的作用⋯⋯

【瘂弦】
早年上海也有一份名叫

《文訊》的刊物

1983年初夏，我聽說台北有一個名叫《文訊》的雜誌即將創刊，當時很想建議主其事者，最好改一改刊名，蓋因早年在上海，也有一份名叫《文訊》的刊物，屬綜合性文化雜誌，從1941年一直出到1948年才停辦。主編人是顧頡剛、謝六逸，經常撰稿者有盧冀野、沈雁冰、郭沫若、李廣田、馮沅君、臧克家等，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、作家。經過多年經營，該刊早已在雜誌界樹立了名聲，如果台灣再辦一份同名的刊物，恐怕不容易超越。不過後來我轉念一想，「文訊」二字其實是個普通的字眼，人常說風有風訊，潮有潮訊，文學界當然也有「文訊」，任何人都可以得而用之，沒有雷同不雷同的問題。上海的《文訊》，「文」多於「訊」，名家的文章固然有其水準，但一個刊物除了被動收稿，沒有主動的專輯設計，就會缺乏變化，顯得單調。我們的新雜誌，應該還有很大的發揮空間。

一個刊物的創立，一定有它的動機、需要、宗旨和策略，當時籌備《文訊》的朋友，都是台灣文壇的佼佼者，我深信他們一定會創出另一種風格，開闢另一條新路。二十五年後的今天，證明我當時的想法沒有錯。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兩岸華文刊物的發展史，不難發現，這前後兩個《文訊》是完全不一樣的，雖然二者的思維不同，作法不同，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不同，不宜加以評比，但若論編輯策畫體系之完備、觸及面向之寬廣、編採操作之現代化、與整個文壇互動之密切、長期經營所累積的文學史料之豐碩，以及扣緊「文訊」二字所作的意義上的發揮，後者早已超過前者多多了。

我們的《文訊》

可親、可讀、可藏

多年來的探索、奮鬥，台灣的《文訊》，我們的《文訊》，早已擺脫前人的窠臼，以不同的思維，現代傳播的理念，創造出文藝雜誌的新形象。拔地蒼松有遠聲，儼然成為華文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刊物了。這裡，且讓我以一個老讀者的身分，用「可親、可讀、可藏」三個角度，說說我長期以來讀《文訊》的體會與感受。

可親：可親就是親和、親近。許多年前，在《文訊》總編輯李瑞騰先生召集的座談會上，我曾經指出，《文訊》是最重視平衡的刊物。這平衡包括傳統與現代的平衡，保守與激進的平衡，民族與鄉土的平衡，學院與草莽的平衡，國內與國外的平衡，青年與老年的平衡等。有了這種平衡感，就會形成一種團結融洽的氣氛，藉此希望做到不同文學觀念的彼此尊重，不同文學風格的兼容並包，不同文學理想的異中求同，不同文學道路的並行不悖，在和諧的氣氛下，以相敬相重來代替孤芳自賞、唯我獨尊，以共存共榮來替代各立門派、黨同伐異。走進《文訊》的世界，使人覺得親和，自由，舒暢，沒有絲毫的精神壓力。我特別喜歡每期的通訊報導，各地的文學風向、藝術活動，都邀請了專人作全面的反映，這無形中縮短了人與人、社團與社團間的距離，使愛好文學的朋友互通聲息，凝聚共識。在欄目的設計方面，則是以正派經營的態度，訂定建設性的主題，沒有商業色彩的炒作，也沒有論戰的火藥味，大家都是站在純文學的立場，各自發言，客觀論學，營造出一片和樂的氣氛。這樣的氣氛，在別的地方比較少見。

還有一點觀察，我覺得比較重要，那就是《文訊》出現於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後，她的創辦，意味著台灣文學定義的擴大、觀念的成熟與內涵的周延，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。將來的文學史家，一定會給予高度的評價。

可讀：披沙簡金，斸山覓玉，編輯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為讀者選出好文章。在《文訊》的篇幅裡，我從來沒有碰到過詰屈聱牙、令人難以下嚥的文字，也沒有故作險怪、以辭害意的所謂試驗性作品，只要是上了《文訊》的文章，都有一定的水準，具有充分的可讀性，值得讀者信賴與年輕人學習。在這個語言混亂的年代，《文訊》的編者等於為我們扮演了語言保衛的角色，但並不給人極端與嚴苛的印象，乃是在寬大自由而嚴肅的前提之下，自然而然的發揮了導向的作用。最近十年，參與《文訊》耕耘的人越來越多了，除了作家、學人，也有新聞報導工作者，各路菁英在此邂逅，很快地就融合起來，絲毫沒有格格不入的感覺。1937年朱光潛在他編的《文學雜誌》創刊號上，有這麼幾句話：「它不僅是文藝情報，應該在陳腐枯燥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習氣之中，闢一清新而嚴肅的境界，替經院派與新聞派做了一種健康的調劑。」這樣的想法，與《文訊》編輯理念甚為接近。的確，《文訊》從來沒有給人學報的感覺，也沒有新聞媒體上常見的商業氣息，可以說非常成功的找到二者的平衡點。

在272期《文訊》上，我讀到柯裕棻女士的〈照片與記憶〉，她認為照片非常重要，並拿張愛玲的《對照記》舉例，說那一輯老照片對我們瞭解張愛玲這位「民國女子」有極大的幫助，我很同意柯女士的看法。近年《文訊》在照片方面，有很多特別的設計，原因是《文訊》以文學評論、書評、報導、文學史料為主，很少刊登詩和小說，所以沒有畫家畫的插圖，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，就以大量的作家生活照和書影來替代，很多歷史鏡頭彌足珍貴，簡直就像一個文壇大相簿，琳琅滿目、美不勝收，大大提高了版面的美感，增加了不少閱讀的興味。這些照片曾經編了《結婚照》、《台灣文學雜誌展覽目錄》、《少年十五二十時——作家年輕照片展》特刊、《親情圖——作家用照片說故事》展覽特刊等，成為《文訊》的一大特色，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文獻。

可藏：可藏就是值得收藏、珍藏、典藏。一本好的雜誌可以一讀再讀，最後捨不得丟棄而長期保存、專架陳列，一如好酒在甕，越陳越香。寒舍的地下室比較寬大，容許大量藏書，但對於過多的期刊也無法全部收藏。除了歷年我主編的雜誌外，整套存下來的，只有胡適為發行人，雷震主編的《自由中國》，它是我書房的「祕笈」，從不輕易示人，最大的原因是怕朋友借了不還。另外保存全套的便是《文訊》，她是我們全家人的讀物，妻子和小孩都喜歡看。所以從第一期到現在，一期不漏的留著，按照期別順序，整整齊齊陳列在書房最顯著的位置，遠遠看去就像《般若經》一般。我花了這麼大的工夫保存《文訊》的原因，就是她具有可藏的價值，其中的文學資料，公認是最完整，最有系統，也符合文獻學、版本學、目錄學的體例與標準。我常常跟朋友開玩笑，說我已經年逾七十，老人癡呆症隨時可能降臨，如果有一天我迷糊了，要寫回憶錄，非要找《文訊》不可。往大的一方面想，這些豐富的資料也等於為日後撰寫文學史的人，作了最好的前期準備工作，只要一卷在手，就可以檢索前人的業績，再現歷史的真貌。

替終身為文學奮鬥的前輩們

豎碑立傳

《文訊》的重視史料，絕非編者個人的癖好，而是基於學術研究的需要，這跟過去冬烘學究留戀故紙堆是兩碼子事，它是一種回顧，也是一種前瞻。沒有回顧就無從前瞻。近人文懷沙（《楚辭》專家）喜歡強調一句話，「奇光之往應繼，異采之來待開。」應繼，怎麼繼？待開，如何開？在在都要靠史料的查證，唯如此才能有效的整理文學遺產，從舊資料的反芻與啟發中煥發出長久的生命，與時代同開展。

最近幾年，文壇老一輩作家相繼謝世，花果飄零。每一次噩耗傳來，歷史意識最強的《文訊》同仁、現任總編輯封德屏女士和她的編輯隊伍，總是以最快的速度，在有限的時間裡，製作出高質量的紀念專輯，替終身為文學奮鬥的前輩們豎碑立傳，顯示出一種深刻的文化見識、歷史眼光和倫理精神，這樣的編輯設計，非常有價值，值得肯定。

《文訊》舉辦「瞬間·永恆──台灣資深作家（1928年以前出生）照片巡迴展」，7月2日至7月31日在國家圖書館貴賓廳（台北市中山南路20號）、8月12日至8月31日在國立台灣文學館展覽室C（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號）、9月12日至9月30日在台北縣政府行政大樓1Ｆ東側大廳（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161號）展出總計230位資深作家動人的面容。

【2008-06-30/聯合報/E3版/聯合副刊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