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步心靈深處的精靈

貫徹文化優先的決心
廖咸浩

文建會邱主委在貴報Ａ九版，刊出宏文表達了他對樂生一案完整
的想法，開宗明義便指出，此案發展至今，「整個社會或許就是
一個共犯結構，很難只歸罪於哪個機關團體或哪些人」，並用一
連串的「如果」打散本案的責任歸屬。其中甚至還特別對學社運
團體有所指教，認為「樂生青年聯盟」之類學生、社運團體，不
是遲至二○○四年以後才成立」，否則，「當年工程單位豈能一
意孤行？」同時，文中也對文化人之介入以「旁觀者清／輕」譏
之，並以現任台北縣文化局長之不敢作為為例，指出事情之複雜
非升斗小民所能理解。對筆者卸任前毫無聲音，卸任後則「大聲
指責各級政府」，尤表不然。

筆者當然不是「突然英明起來」。九十三年時，「樂青」中我教
過的學生即已要求我直接介入，但當時因係蘇縣長主政，為避免
因藍綠而失焦（而不是怕丟官；我可以隨時走人這件事，當時的
馬市長非常清楚），我告以不宜出面，但我可在市府協調捷運局
，因此，本案雖非台北市文化局業務，我早就以文化人的身分介
入。期間曾有我個人出面及副市長主持之多次府內及府外協調。
當然在卸任前並未獲致理想的成果，也才會有今天直接介入的需
要。

邱主委以北縣朱局長之「不作為」解釋本案之複雜，看似諒解其
無力，但在其任上卻幾度行文要求其作為，邏輯上豈非前後矛盾
？而文建會做百分之九十的保存案，卻是為自己若需對樂生進行
文化資產身分確認時，需有實證基礎，以「避免加深院民與地方
的衝突」，「演變成無限期的爭議」，則不但是「先工程、再文
化」，更是「己所不欲，強施於人」了。而在台北縣府迫遷的公
告貼出後，文建會卻仍不願認定台北縣政府「無作為」，並根據
新文資法一○一條「逕予代行」，反而再次行文要求縣府有所作
為。如此反覆，原因何在？

其實，這個案子，就像許多看似文化與工程衝突的案子一樣，並
沒有那麼多的「如果」，完全看首長是否有實踐的決心。有決心
以文化為尊，文化就能有生機。以筆者在台北市政府三年九個月
的經驗，衝突都是假象，只要決策者有決心，工程要調整的彈性
非常的大。故本案之所以會搞到這步田地，真正原因，其實是邱
文所列諸多「如果」中的最後一個──如果「台北縣政府能不計
地方壓力，完成樂生院古蹟審議」。但此案九十三年樂生陳京川
院長即已申請文化資產鑑定，如果當時的台北縣蘇縣長有決心，
也不會再拖上三年。

今日，當相關資訊不再由官僚壟斷之後，工程與文化衝突、院民
與市民衝突的假象早已戳破，而且即使拖到了今天，事情也未複
雜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捷運局北工處（及諸多其他單位，包括市
府的交通單位）也早就透露了可以分段通車到丹鳳（即樂生前一
站）的可能性。於今所缺者，就是決心了。

以北市為例，在文化業務中光是在文化資產保存上折衝所需的心
力，就已可累倒一個首長，因為北市案子多，開發與保存的衝突
也似乎隨時隨地會爆發。但在筆者任上從未因為為壓力而低頭（
所謂「處理寶藏巖事件受到批評」也不知何所指？）這正是因為
我堅持並貫徹文化優先的決心。因此，在市府內，捷運局也不過
是業務需與文化局協調的苦主之一而已。

其實文建會做出百分之九十的方案，對本案有其貢獻，但為德需
卒，不要怕壓力。筆者原先對文建會之建言，對事不對人，甚至
有替文建會解壓的意思。但既然主委感覺委屈，筆者深覺有必要
與主委分享文化首長的經驗：既來自學界者，無欲則剛；格調是
一個文化首長的生命，文化部門既是弱勢，首長就更應挺起腰桿
、舉起肩膀，先自重而人方重之，否則文化哪會有出頭天？與邱
主委共勉。

（作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，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）

中國時報 2007.04.19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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